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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五个认同”:新时代中国社会动员的核心内涵

发布时间:2020-10-18 07:56:13 已有: 人阅读

  近代以来,在中国党的领导和动员下,中华民族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命运共同体,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国家建设,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国党之所以能够迅速实现社会动员、凝心聚力,完成社会资源整合、集中力量办大事,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动员机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社会动员的要素根据实践的发展,其内涵要义也会有所变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五个认同”作为中国化社会动员的核心内涵,已成为铸牢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

  “动员”作为一个外来词,是一个军事用语,后被广泛运用到非军事领域。“社会动员”作为学术用语最早由美国学者Karl Deutch提出,并且定义为“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1],这一定义后来也得到了包括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内的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成为西方社会动员理论的广泛共识。而有中国学者则认为,“社会动员也就是广义的社会影响,它是指人们在某些经常、持久的社会因素影响下,其态度、价值观与期望变化发展的过程。社会动员可以促使人们与传统社会有关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转变为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2]。社会动员能够使社会为了实现某些目标利益的诉求,有效地完成社会资源的整合,使得社会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全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使得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里,“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3]。

  “社会动员”作为一个属西方政治理论的概念范畴,在研究中国社会现实的重大问题中,不可避免的需要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政治理论命题发生深刻转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其成员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有学者认为“‘五个认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而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作为一种自觉自知性意识,则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代表集体的认同”。[4]因此,在当代中国,“五个认同”作为中国人民最强烈的情感认同,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动员机制的实现,中国人民也正是基于“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烈认同,才能够对国家实施的社会动员作出有效回应,全国各族人民也因此更加自觉地、主动地投身到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进程中,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动员离不开“五个认同”的重要支撑,“五个认同”是构成中国社会动员的核心内涵。

  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包括主权、领土和人口,是特定地域内全体社会能够聚集在一起产生共同性的政治基础。祖国和国家密不可分,但祖国偏重于强调世代居住的国土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人们对她的眷念充满了人文感彩。[4]中华传统的“祖国观”认为,“中国”是祖国,是“长河”,历朝历代只是这条“长河”中的一个个片断。[5]新中国是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享有国家所具有的一切要素,国家的发展能够为个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人民的发展能够推动国家的整体发展,中国人民富有建设和服务国家发展整体利益的使命和责任。因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性,祖国与国家具有高度的统一性,爱国家即爱祖国。

  在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有的祖国里,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社会资源,国家的利益是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6],热爱自己的祖国就是中国人民最高的精神体现毫无疑问,对“中国”的认同是中华民族最具动员性和号召力的认同意识。经过几千文明的发展和洗礼,“中国”认同已经不单单是具有政治性的一种信念,而成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一种政治信仰,具有强大的聚合力。“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最强动员令,而每当我们国家遇到困难时,大家都会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也成为中华民族成员最具有政治性和号召力的标签。在我们伟大祖国里,各族人民政治权利的公平、社会地位的平等和经济的共同发展,以及国家公共资源权利分配具有合理性,这对于创造高度政治认同和社会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伟大祖国的认同能够在社会动员中作为思想基础,起最关键和最核心的作用。

  中华民族能够历经几千年发展而经久不衰,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自在”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究其原因在于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造就了“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7]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具体体现为政治一体、文化多元,在政治上,求同存异,“一体”构成国家发展的方向和主线,突出国家整合性特征;而在文化上,尊重差异,“多元”构成国家整体的关键要素,体现不可或缺的动力。[4]中华民族各民族在共同的方向和主线的引导下,发挥自身的优势和力量,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使得中华民族逐渐成为一个团结、统一、强大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虽说是一个学术话语体系,但在当今时代俨然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普遍地认同归宿,不仅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感召力,而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此处,借用国歌一句词来表达中华民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强大力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因此,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为实现社会动员提供了最有力的力量支持。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含了丰富的向上向善的积极哲学思想、道德理念和人文精神等,它的思想精华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灿烂多样的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的“根”和“魂”,是由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的,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共有精神财富,正是基于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才能够使得中华文化可以根据其历史脉络,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形成支配性的价值作用,对于各族人民的共同意识具有广泛的动员性。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维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巨大力量,是维系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力量。 书记说过:“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解决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才能巩固。”[6]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是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由不同层次精神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价值系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民的思想和行为,能够帮助我们形成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文化观以及民族观。各民族文化上的交流、交融促进了融洽的民族情感的形成,是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发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向心力和整合力的根本原因。如2020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临时改编成抗击疫情的特别节目,通过朗诵、歌曲等优秀的、振奋人心的文艺节目,使得虽然现场观众席空无一人,但国人的心早已被这场特殊的晚会凝聚在一起了。

  “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8]自中国党成立以来,其初心和使命就与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高度一致,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最强烈的愿望和诉求,中国党的合法性能够得以确认,是由于全国各族人民“在历史发展和客观实践上长期探索而作出的正确选择,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国家政治共同体认同上的共识”[9]。通过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共同纲领和行动指南,中国党逐渐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认同,中国人民对中国党的领导表现巨大的热爱和支持,这也转化为能够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重要动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能够团结起来、共谋发展,正是基于全国人民对中国党领导的认同这一共识。中国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已被写入宪法,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0]中国党能够成为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执政党已是众望所归,中国党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拥护,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的选择,这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坚强的组织领导保障。中国人民对中国党的强烈认同和依赖,使得中国党成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希望的执政党,其执政的方针政策也能够在人民群众中得以顺利落实。在当今中国,只有中国党能够发出最能够代表中国人民的时代动员令,团结和领导中国人民共克时艰、勇往直前。

  中国之所以能够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关键在于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正是中国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内的根本性成就。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其统一的基础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领域于一体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党的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0]这一关于立国发展的根本制度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华民族逐渐走向“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复兴之路,中华民族也因此实现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2],中国人民正亲身感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充满希望。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众多外国国家元首、政要、政党以及国际组织等都向我国致电,表达对中国政府抗击疫情采取措施的支持,认为中国能够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控制疫情,反映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光明前景,是中华民族各民族根本的利益所在,能够有效地动员中国人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治理。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来说,意识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物质,作为一种主观思想范畴的内容,能够对客观世界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并在客观实践中以物质的形式得以体现。新时代,在全国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烈认同的基础上,党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持续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逐渐走向伟大复兴实践的社会动员,才能够得以有效地实现。“五个认同”作为中国社会动员机制的核心要素,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实践价值,有效地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实践注入强大的动力和活力。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不仅反映出中国人民对党和国家的强烈认同,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添了实践内涵。艰难困苦,不仅不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而且让中国人民而更加团结,共赴中华民族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1] [以]艾森斯塔德著.现代化抗拒与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2.

  [3]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线] 郎维伟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关系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03):12-21.

  [5] 陈玉屏.关于“祖国”和“国家”的理论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07):162-167.

  [6]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5:27.

  [7] 习近平.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线] 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N]. 人民日报,2017-12-02(002).

  [9] 邓新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建构[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05):8-14.

  [10]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2017-10-28(001).

  [11] 王怀超.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科学社会主义,2005(02):12-21.

  (基金项目:该成果为西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GTBSD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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